[9] 参见陈清秀：《行政诉讼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34页。

因为其政治责任虽不受监察机关的追究，但诸如贪污受贿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因与履行代表职责并无直接关联，故亦不可免于监察。此一逻辑的概括表述即为：议会是人民的委员会，政府是议会的委员会。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诸多方式来监督审判活动。具体到我国的宪法文本和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作为监察体制改革边界的宪制核心至少有四：其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议会自律原则可从议会主权与分权制衡两个角度来阐释，前者指的是民选的议会相较于其他国家机关而言居于优越地位，故不容其他机关对其施以干涉。不过，若将监察机关之监察对象限于权力机关之人员，而非权力机关机构自身，在相当程度上可使以上逻辑悖论得以恢复自洽。* (三)监察机关应当如何监察权力机关 由上可知，民主集中制要求监察机关在面对权力机关时应当表现得谦卑，而议会自律原则乃是要求监察机关在对代议机关施以监察时应当保持谦抑。

诚如上述，若监察机关得侵入代议机关之核心领域，势必破坏权力之间的均衡态势。具体来说，我国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边界有三： 其一，执政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为了对这一宪法基本权利进行有效保护，民法中也规定了人的尊严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进入专题： 人权 人格权 。在其具有理智且未履行其义务之时，应对因过错致他人之损害负赔偿之责，无论此为身体、精神或物质上之损害。（三）宪法基本权利与民法人格权的互动 与财产权关注人的所有不同，人格权关注的是人的存在[15]。

[5]SiewertLindenbergh, The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private law in the Netherlands, in Tom BarkhuysenSiewertLindenbergh (ed.),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private law,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 2006, p.120. [6]John C. P. Goldberg,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tort law: due process and the right to a law for the redress of wrongs, The Yale Law Journal, 2005, vol. 115, p.527.在法国，宪法委员会依据作为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第4条（自由是有权做一切对他人无害的事情），宣告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具有宪法性价值（Conseilconstitutionnel, Décision n°82-144 DC, 22 oct. 1983, D. 1983, p.189, note F. Luchaire）。中国民法典以人格权的高水平保护推动中国人权保护水准的提升，这本身正是当代中国的法典化所应承载的重要历史使命。

因为民法典汇聚了法国社会所赖以立足的主要理念，这些理念经由大革命所形成，时至今日法国社会仍然在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但却从来没有否认过它们。它是指每个人有权获得身体和精神上最高的健康标准，包括对医疗服务、健康设施、充足和健康的食物、体面住宅、健康的工作条件和清洁环境的获得，此权利尤其强调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可接受性、良好的质量等。中国的民事法官，在处理人格权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案件中，也使用了这种比例性方法。法律规则的立法目的是否合法。

其三，民法典援引宪法人权条款，也充分昭示了我国民法典作为21世纪的新型民法典具有明显不同于古典民法典的鲜明时代特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对人的全面保护。健康权是一项经多个国际人权公约或宣言所确立的基本人权。包括：禁止收集和处理敏感信息。（三）个人信息权的规定有明显欠缺 在数字化环境下，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人们对于客体、对于主体间的关系和价值等的看法都发生了修正，人在虚拟社会中的行为可能映射到现实社会的行为模式上。

该条规定：1. 每个人有权就其个人信息获得法律保护。人权是由宪法、国际人权公约等公法文件所规定的，其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也就是在国家-个人的纵向关系中发生所谓纵向效力。

以法国为例，在Perreau教授于20世纪初提出系统的人格权理论的时候，作为其逻辑出发点和哲学渊源的是1789年《人权宣言》这一宪法文献[20]。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是由民事法官基于人权保护的需要而创立[12]，随后得到了司法解释的确认，最终由《侵权责任法》第22条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

而人权既包括非财产性权利，也包括财产性和经济性的权利，还包括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等等。在比较法上，健康权（right to health）都是在后者意义上使用。从这样的理解来看，中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似乎默许了合宪性解释的方法。（二）侵权法保护模式必须大量地依赖于判例或者司法解释 《民法总则》前引第109-111条仅列举了人格权的类型。不仅如此，该条对于个人信息的处理原则（收集目的合法且明确，信息必要且相关、信息准确等），以及个人信息权的其他权能（信息获取权、信息更正权、信息存储期限限制权、信息泄露救济权、信息删除请求权等），也统统未加规定[44]。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认识人权与人格权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为人权保护的提升注入新的动力源泉，开辟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为人格权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合法性动因。

[15] Adrian Popovici, Personality rights – A civil law concept, Loyola Law Review, 2004, vol.50, pp. 356-357.以加拿大魁北克地区为例，由于1975年《魁北克人权宪章》规定了部分人格权，1994年《魁北克民法典》才以第3条等条文最终规定了民法人格权制度。表面上，二者在一起的图景好像是一幅马赛克式的拼凑画。

第三，在处理人格权与基本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借鉴比例性方法，来衡量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必要性。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生效的阿根廷民商法典也有类似的条款。

条例第12 -23条详细列举了信息主体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因此，人格权中的人格不同于法律人格：前者是指每个个人所独有的特质，而后者是指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

这种效力层次的提升可以给受益人带来更大的保护力度。首先，对于侵权法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它被认为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因为一项法律秩序遭到破坏以后理应获得完全的恢复。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通过对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等条文的解释，确立了一般人格权[45]。

这一任务如果民法典分则不能承担，则只能交由司法解释和判例去完成。由此，对相同的情况给予不同待遇，或者对不同的情况给予相同待遇都构成歧视[13]。

一、人权与人格权的互动关系 人格权依赖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私生活保护权至少包括自我决定的权利、个人行动自由、个人发展权、与他人和外界建立和维持关系的权利等[22]。

该条虽然被置为第五章民事权利之首，也不能改变尊严在其中仅被赋予一项普通民事权利的地位之事实。（乙）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

正是基于加入公约这一背景，法国民法典在1971年进行了修改，其中增加了第9条关于私生活的保护。侵权法所保护的是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而基本权利的基础性功能之一就在于为国家就公权力及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个人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基础[5]。阻止他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商业化利用等。（四）健康权的涵义有待厘清 《民法总则》第110条所列举的具体人格权中，有健康权。

而人格权则落实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实现其客观价值和主观权利的双重功能。在1986年《民法通则》、2009年《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2017年《民法总则》以第109、110和111条等条文规定了人格权制度。

在德国，民法典仅在第12条规定了姓名权，因为当时的起草者认为人格权内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其写入民法典的主要障碍。中国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2条强调，侵权法保护民事权益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也是突出了侵权法具有创设新的民事权利的功能。

正因为如此，法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指出：考虑到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10条以及民法典第9条的规定，私生活保护权与表达自由具有同等的规范性价值，这要求法官在它们之间寻求平衡，必要时应对最具合法性的利益给予保护[29]。金可可译，《东方法学》2013年第3期，第134页。